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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一位的图像

发布时间:2019-10-04 13:54编辑:摄影浏览(109)

    记得年轻时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:什么时候写回忆文章时,证明自己开始老了。 现在就真的在写回忆文章了,为的是纪念我的朋友侯登科,纪念他的图像。那是一个人拍出来的,但却不属于他一个人的图像。 然而我并不算老,住在宁静的温哥华,不断从网上知道中国的炎热,从南方到沿海,从中原到北方,到处都是持续不断的高温。可惜我只能暇想那份曾经熟悉的炎热,暇想那大汗淋漓的快感。因为落矶山山脚的这座城市,今年最高温也不过三十度的样子,可当地人已经夸张地告诉我说,他们热得受不了了。人和人有时就是这样,相差太大,结果就产生了不能相互理解的距离。就像我此时坐在舒适的房间,在键盘上孤寂地敲打着与侯登科交往的日子,然后,突然悲哀地想到,若大一个温哥华,还有谁像我这样,怀念这位远方的朋友?有谁知道,有一个人,曾经用了他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,为他身边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影像?人们在忙碌着,为谋生而苦恼,为成功而得意。伊拉克的风尘永远也刮不到加拿大温哥华,中国西北部的黄沙也不会飘落到这里。同样,对中国西北部一位杰出摄影家的怀念,也永远不会在这里为人所知。想到这里,我的回忆不免沾染了几分寂寞,寂寞中,岁月居然变得热烈起来了。我想,不知西北那地方是否也很炎热,以至空气中都满含着让人颤抖的思绪? 2000年见侯登科时是在大连,其时我已经成了海外孤子,到那座优美的海边城市参加一个摄影研讨会。那一次的侯登科依然不时地闪现着一种“农民似的狡猾”——这是我对他的辩解能力的戏称,他也总是半笑不笑地承认。后来,我离开了中国。再后来,突然收到李媚的信,说侯登科得了癌症。然后,就有几乎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音信了。本来想去催催李媚,问问她侯登科怎么样了。可最终还是没有去问。我在温哥华,人生等于重新开始,诸事不容易。李媚在北京,我想过得也不容易,独立谋生要经历许多事。她没有信来,挺正常的。接着,有一天,大约是半年前吧,我收了李媚一封信,说是不是应该为侯登科写点什么,好纪念他去世一周年。 侯登科已经去世一周年了! 这真让我吃惊。吃惊之余,忧伤便像落矶山的雪水,涌进了心头。 他已经去世一周年了! 我们俩站在大连的街道旁,都喝了点酒,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媚,她那女性特有的坚强,她那荡气回肠的柔情和难以想象的绝望。我们就在海风的吹拂中,抖落着十几年的际遇,摄影、杂志、情感、意义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,还有就是中国…… 老侯——我总那样称呼他——说着说着,就在摇头,就在长叹,然后说不清是凄然还是狡诈,他蓦然一笑,嘣了一句:“算了,说来干嘛!” 他用脚踢着岸边的碎石。李媚站在一旁,无言无语。他拍着李媚的肩膀,想说些什么,最终还是没有说。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,海风柔和,空气清新。空气中的一丝酒味甚至还让人沉醉。那也是一幅图像,固定了人生辉煌之后的瞬间。我以为那瞬间是流动的,还会再来。虽然隔着大山大水,但我们还有机会争吵,还有机会拍照和写作。 然而他去世了。那个瞬间真的给固定住了,定格在个人历史的深处,再也不会变化。 我很难想象老侯去世前的模样,拼凑不起他最后日子的细节。 他走了,说走就走了。所有人都一样,说走也就走了。可他留下了图像,许许多多的图像。他把自己变成了图像,然后,这图像变成了历史。 [FS:PAGE] 侯登科走进这历史里边,而这历史却不属于他一个人。这历史属于他所拍摄的对象,然后,对象变成了历史本身。侯登科就站在这历史中,定格了,脸上仍然残留着农民狡猾的微笑。只是,那微笑永远不会再有变化。 我和侯登科的交往是在八十年代中,扯起关系的是李媚。当时李媚是《现代摄影》主编,我是这份杂志的热心撰稿人,侯登科是摄影作者。那阵子中国摄影界正在刮“西北风”,主流摄影界对这股呼吁“真实”的风气颇不为然,业余摄影界却把它视为新时期摄影发展的希望。两个阵营的争论颇激烈。有一天,李媚让我看一篇署名“秦言”写的文章,笑着问我能否看懂这篇东西。那个年头,我正年轻,对理论颇有兴趣,也自以为有点什么发现,所以,读着“秦言”用模仿翻译马克思黑格尔著作的译文腔,正儿八经地论证着“真实”的哲学、社会、历史和艺术的意义时,我不禁兀自笑了起来。我有点轻率地说“看不懂”。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说真的看不懂,而是对那种文风和论述的方式不习惯,不以为然。李媚当然也觉得如此,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个严肃的社会大问题写得这样子的弯来拐去。于是李媚吩咐我也写一篇,通俗些的,但要呼应对“真实”的讨论。 我很快就交稿了,文章写的不长,意思也暧昧,说“真实”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,最好别讨论。 后来,老侯来深圳,我们见面了。李媚告诉我说,他就是“秦言”。这让我有点吃惊,眼下的这个人,怎么会用黑格尔似的晦涩语言,谈高深莫测的“真实”问题?看着我半信不信的样,老侯有点挑战似地对我说:“我是秦言!”然后,就望着我,嘻嘻地笑起来了。他长得瘦,腰弯着,笑起来时,一脸密密的皱纹,像刘文西笔下的峽北中年农民。接着我们开始争吵起来。他不急,话一句一句嘣出来。他告诉我说,他非得用这么晦涩的写法,否则吓不了人,尤其吓不了那班摄影官僚。我敏感地发现我们属于“两代人”,他在晦涩的字句后面,隐藏着一种责任和使命。我呢,刚刚从大学出来,受到了八十年代的“启蒙”,一脑袋“艺术”。所以,我们的对立其实很正常。他所较真的,我认为没有必要较真;我认为要较真的,他反倒觉得茫然。后来,我才想明白,我们的分歧非常简单:他对摄影官僚有着难以承受的厌倦,这种厌倦来自个人的成长史,来自在那漫长的争取个人影像权的岁月中,对摄影官僚与体制一而再再而三的默认。所以,他必须反抗,必须用镜头和笔,来把厌倦与默认化为尖锐的哨音。我是八十年代教育出来的,以为要破解“真实”的谎言,才能让艺术得到真正的“解放”。侯登科那一代人的重负,和我没有太多关系。对他,必须让“真实”成为旗帜,好为自己的影像风格张目;对我,必须“前卫”些,好和西方缩短“差距”。 我们的争论就从那次延续了下来。后来争论到了西安,在人民广场上,你一句我一言的,互不相让。后来又持续到大连,语气不激烈了,但还是你来我往。 但是,我们的争论似乎永远那么温和,那么富有人情味,那么亲切。对峙是一种交流,更是一种深情。 一想到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对手去争论了,我不免悲从心来。我知道,“启蒙时代”已经过去了,那阵子的“艺术”成了新人们的笑柄,其中的是非也早就烟消云散。当年所反对的,后来变成了前卫;当年所坚持的,反而有了跟屁虫的嫌疑。那阵子的“文化英雄”,曾经让我多么感动,现在偶尔读到他们的“艺术感想”,猛然会产生萨特的感觉,那就是恶心,恶心到了想呕吐的程度。 2000年,在大连,我看到了老侯的新影集《麦客》。一本散发着朴实气味的影像纪录。没有“艺术”的刻意,没有晦涩的描述。晚上,呆在大连医科大学招待所的房间里,我仔细阅读着老侯自己为自己写的前言,我居然有了感动。那感动发自无边的内心世界,山呼海啸一般。 [FS:PAGE] 我彻夜难眠。 曾经有人要我为肖某的影像图书《一代人》》写前言。我拖了一年,没有动笔。那本书记录着整整一代“文化英雄”的形象,每个英雄都意识到了自己将要成为历史的光荣,所以姿势仪态在摄影师的催化下,显得有些特别。不仅如此,那本影集还隐然成了标准,进去的,理所当然地是“文化英雄”,没有进去的,就有做不成“文化英雄”的危险了。我非常明白,那是一个影像集体,闪耀着象征历史的光彩。 前言终于没有写成,然后我也被“开除”出这“文化英雄”的集体队伍了。书出版了,反响很有些热烈。毕竟,人们是生活在现实中,所以人们离不开“文化英雄”,需要他们来为世俗生活撑腰。 《麦客》里没有一个英雄。他们没有名字。他们甚至不属于历史,不属于被记录下来的、让人们感奋的历史。他们是另类,是沉默的大众。他们连沉默这一点也被沉默遮盖着。侯登科跟着他们上十年,他时常怀疑,自己是不是也在用“他们”来书写和他们无关的历史,一部他们大概不会看到,即使看到了也会无动于衷的历史。 不仅老侯在质疑自己,我看《麦客》时,也开始质疑自己。知识分子的历史,也就是所谓“精英们”的历史,比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”的历史就更有启蒙意义么?如果启蒙的结果仍然是疏离了“他们”,疏离那些亡命天涯的“麦客”们,“文化”还能成为“英雄”么?! 我恍然明白,我和老侯的争论已经有了结果,那结果就终结在他的镜头中,终结在那一群沉默的、不属于历史的“他们”当中。 结果影像便获得了升华。影像使那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成为了历史。侯登科遽然消隐在这历史当中,于是,历史也显现了一个微笑,不动,而且长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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